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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劳动合同法》草案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在华跨国公司甚至抛出了“撤资”言论。这部迟迟不能问世的法案究竟影响了谁？这场利益博弈如何才能避免“双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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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商在华投资的最大驻地。王欣（化名）没有时间享受夜上海的景致，作为一家知名跨国公司在华人力资源主管，他年初刚从总部回国。从3月开始，王欣和自己法务部的同事一直忙于与中国政府的立法机构、中国企业联合会等官方和民间机构频繁交涉，一项新的法案将可能给他和他的跨国公司同行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带来巨大挑战。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向全社会公布了征求《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意见，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一个月的征求意见时间里，近20万条意见被收集。在最后截止期，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上海美国商会和欧盟商会分别提交了一厚本对《劳动合同法（草案）》具体条款的修改意见，并认为草案如果不经修改就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将对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外资抛出的“撤资”言论，让这项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案所引发的争议达到顶点。最新的消息是，由于遭遇到极大的资方阻力，《劳动合同法（草案）》再次提交人大审议可能推迟至10月，这部引发极大争议的法案已作出了极大的修改，其出台日期又将再度推迟。
“劳务派遣者”之痛
北京，通州，这个著名的“城乡结合部”混杂着各种人群，包括都市白领、文化精英都在此安营扎寨。不过，这里生活的最多的群体仍然是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底层打工者——农民工。在这片被房地产商热炒的土地上，徐延格和他的妻子就隐身其中。
“到了马驹桥，往东南，大概30米，看见一个大牌坊，再往东南走到头，有一个三岔口，再往北……再往东南，就看见艺才学校，我们就在学校对面”，记者艰难地按照徐延格的指示在本子上划着从马驹桥通往他家的地图。
犹豫再三，徐在电话中答应了记者去马驹桥找他聊聊现在的生活状况，与肯德基的那场劳务官司及其带来的结果，让他成为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大概是他12年前来北京时所没有想到的。这位在肯德基工作了11年的员工由于工作上的失误被辞退，此后，他得知可以要回在肯德基工作近11年来的经济补偿金2万余元，他找到肯德基，但对方告知他，他并未与肯德基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他拿不到这笔赔偿金。
由于尚未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保证劳动派遣者被解聘时，工作单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徐延格与肯德基的这场官司以失败告终，但是，在法院调解之下，他仍然得到了一定数量的赔偿。更重要的是，徐的这场官司直接导致了肯德基取消劳务派遣用工。除了北京公司外，全中国的肯德基都推广了这一新政策，并承认派遣员工的年资，这意味着，他的前同事将不再遭遇像他一样的情况，这些正在陆续跟公司签订新聘用合同的员工，认为徐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跟徐一样来自北京之外的偏远农村。
在徐延格答应接受采访三个多小时后，记者接到了他的电话：“你能不能不采访我了，我爱人不愿意我再接受媒体采访。”在他决定跟肯德基打官司之后，他刚刚找到的新东家—一家国内的物流公司决定不再雇佣他，他们的生活之后也一直被媒体包围，而徐延格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尽管如此，他和妻子并不打算回到家乡，因为回家只能守着玉米和小麦的天地。他的妻子经营着一间小卖部，靠着对面的艺才小学，勉强够维持家人的温饱。
为徐延格提供法律帮助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时福茂律师告诉记者，劳务派遣在外资企业中非常普遍，但是他们遇到的此类求助并不多见。他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诸如像沃尔玛以及其他大量使用底层劳动派遣人员的外资企业中，同样存在着各种不愉快的劳资冲突，这些劳动者也曾遭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诉诸法律，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可能会像徐延格那样，陷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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