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当我写《贝多芬传》这篇小作时，——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了，我并没有把它写成一部音乐史传记。当时是1902年，我已经历着一段动荡的、毁灭和新生共交替的时期，我逃离了巴黎，来到我童年伙伴的身边寻求庇护，逗留了十天。这位伙伴曾不止一次在生命的搏斗中支持过我：他就是贝多芬。我去了他的家乡波恩，在那儿找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老朋友们：威格勒一家，我以他们孙子的名义去科布伦茨（Cobenz ）探望了他们，在梅昂斯（Mayence）我又听到了一场由瓦戈尔特纳指挥的一场贝多芬音乐会，在雾气蒙蒙的莱茵河畔，在这潮湿而灰色的四月，我跪着忏悔，只有贝多芬和我在一起，我沉浸在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之中，他的痛苦和快乐，他有力的手支撑着我，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多夫祝福。 使我又重新登上返回巴黎的路，受着鼓舞，与生命签下新的契约，唱着上帝复活的感恩歌，这曲感恩歌便是下面的这些文字，首先由《巴黎杂志》发表，佩吉（Peguy）把它们重新又刊登了，我不认为它们只是一个朋友小圈子的呼声。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的这些繁枝细节，我应该满足那些希望在这篇颂歌中寻找根据史学严谨方法而写就的一部鸿篇巨著的读者，我确实是个历史学家，然而只写在我同时代的以下列作品，我向音乐史一丝不苟地奉献了我的贡品：如《亨德尔传》和一些关于歌剧的研究论文，然而《贝多芬传》完全不是为历史学而写的，这是一首歌唱受伤的、被困的灵魂，重获生机，重新站起来并向救主感谢的颂歌，我了解这位救主，我将她形象化，使她因此集所有信仰和爱的行动于一身，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的举动。
　　世人将他包围，给予了他的荣耀，我写这本小书并不想要荣耀。此时，在法国，成千上万的被压迫的理想主义一代，焦急地等待着自由的声音，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找到了，他们向他恳求，这个时代的幸存者谁不记得那些演奏音乐会时的情景，那些犹如在教堂里望弥撒圣祭的痛苦的脸在乐声中得到了启示而容光焕发起来。今天活着的人离昨天活着的人已经很远了（但他们是否与明天活着的人更接近？），世纪初的这代人队伍受到了劫难的冲击：战争这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好的儿子在战争中消失了，我的《贝多芬传》保留了他们的形象，在一位孤独者手下，它与他们很相象，并且他们互相认同了，几天后，这本由一位不知名者著的小册子由一家昏暗的书店出来，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就不再属于我了。
　　我刚才又翻看了这些文字，尽管它们还有欠缺的，我也不打算改动了，它们必须保持原先的风格和伟大一代人的神圣形象，他们逝世在太平之际，我谨以歌颂这位伟大的战友，正直和真诚的导师，歌颂这位教会我们生存和死亡的人来纪念他。

1927年3日
罗曼·罗兰

　　“我想证明不管是谁，只要行为端正而高尚，就能因此而承受住不幸。”

——贝多芬
1819年2月l日于维也纳市政府

　　沉闷的空气包围着我们。衰老的欧洲在混沌而庸朽的氛围中变得麻木不仁。一种渺小的物质主义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它绊住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世界在它谨小慎微而又卑劣的自私中窒息，世界压抑沉闷——让我们打开窗户！让自由的空气进来吧！让我们呼吸到英雄们的气息。
　　生活是艰难的，它对那些不甘平庸的人来说每天都是战斗，通常是一场没有荣耀、没有幸福，以孤独和沉默为代价的苦战，贫困，家务琐事，笨重的劳动，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精力无为地消耗，没有希望、没有一丝快乐，大多数人因此被互相隔开，甚至不能从拯救不幸的同胞中得到安慰，他们互相不知对方的存在，他们只有靠自己：有时连最坚强的人也在痛苦中屈服，他们呼唤帮助和朋友。
　　正是为了帮助他们，我打算将那些英雄朋友们聚集到他们身边，那些为正义而痛苦的伟大灵魂，这些名人传记不是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家的自傲，而是奉献给不幸的人们。事实上，有谁不是这样的呢？让我们用神圣的痛苦来医治痛苦的人们，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世界的黑夜有神圣的光明照亮，即使今天，在我们身边，我们看到了两团最圣洁的火焰的光辉，那是正义之火和自由之火：毕卡尔上校（在德景天斯案中相信德景天斯无罪，主张重审）、鲍埃人（南非白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虽然他们没有烧掉沉沉的黑暗，但是他们在向我们召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让我们跟着他们前进，跟着所有像他们一样孤军作战的人们，他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让我们打破时间的樊篱，让英雄的人们重现。
　　我不称那些靠思想或力量获胜的人为英雄，我只称那些心灵伟大的人为英雄，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人，我们正要叙述其生活的人所说的：“除了善，我不知道还有其它更高尚的标志了。”没有伟大的情操就没有伟人，也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活动家，对于小人只有空间的偶像：时间会将他们一起摧毁，我们不在乎是否胜利，关键只要真正成为伟大高尚的人，而非装出伟大高尚的样子。
　　我们在这儿作传的那些人的一生往往是一场苦难的历程，或是悲惨的命运将他们的灵魂放在身心折磨、不幸遭遇和病魔的铁砧上锤打；或是他们的生活被毁，他们的心因看到同胞遭受的无名痛苦和耻辱而碎裂，他们每天经受考验；如果说他们因毅力而伟大，那么他们也同样因不幸而伟大，不幸的人不必抱怨过多，最杰出的人们和他们在一起，让他们的勇气滋养我们；如果我们太软弱了，让我们将头靠在他们的膝上歇一会儿，他们将使我们得到安慰，从这些神圣的灵魂中涌出一股从容不迫的力量和强烈的善，不需查询他们的著作、倾听他们的声音，我们只需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经历中就能读出，生命只有在痛苦中才变得更伟大、更丰富、更幸福。
　　我把顽强执着的贝多芬放在这支英雄队伍的首位，他本人也曾在痛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其他不幸人们作出榜样，“希望不幸的人在找到像这样不幸的人时获得安慰，尽管身体上的种种障碍，他却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多年非凡的斗争和努力下而终于克服痛苦并完成具体所说的将勇气带给可怜的人类的使命后，这个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对一位祈求上帝的朋友说：“人啊，求助于你自己吧！”
　　让我们从他自信的话语中汲取力量，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鼓起对生活和对人类的信心！

罗曼·罗兰
19O8年1月

生 平

　　他身子矮胖，壮实而强健，面庞宽大，脸色赤红，只在临近生命结束时期变得病态和略黄，尤其是到了冬天，远离野外闭门不出时，前额厚实而凹凸不平，头发乌黑，异常浓密，如同“梅杜莎的蛇”一般向各个方向竖起，似乎梳子从未光临过。眼睛炯炯有神，吸引住所有看到过他的人；但大多数人都弄错了他眼睛的神色，它们在一张悲伤的棕色脸上冒出一股野火，人们往往认为是黑色的；但却不是，而是灰蓝色的，这双小而深陷的眼睛会因为激动或生气而突然张大，然后在眼睛内转动，纯真地流露出它们的思想，它们常常会对天投去忧郁的目光。鼻子又短又挺又大，嘴非常精致，但上嘴唇比下嘴唇突出，颌面令人生畏，忧心忡忡的样子。下巴右边有个深窝，使得脸部很古怪地不对称。“他的微笑很好看”，莫切尔斯说：“在交谈中，他的神气是友好和积极的。但他笑起来则很令人反感，很粗鲁难看短促”——这是一个不习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习惯的表情是忧郁。“一种难以愈合的悲伤”瑞尔斯塔伯在1825年说，当看到“他那双温柔而充满痛苦的眼睛”时，觉得他需要竭尽全力来阻止自己流泪。伯鲁恩·冯·伯鲁恩达尔一年后在一家酒馆遇到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支长烟管，双眼闭着，他常常这样直到渐近死亡。一位朋友上前跟他搭话，他凄苦的笑了下，从兜里掏出一个对话小本子，以耳聋的人常有的那种尖锐声音告诉来者写下了他想说的话——他常常脸形骤变，或是在灵感突发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路上，往往使路人大吃一惊，或是有人在钢琴边惊动他“他脸部的肌肉鼓起来，血管贲张；粗暴的目光变得加倍地可怕；嘴颤动着；看上去像一位巫师被自己招呼而来的鬼怪震慑住。”这是一副莎士比亚式的面孔，朱利斯·贝内迪克特说是：“李尔王。”
　　路德维奇·范·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波恩附近的科隆，在一座破落房子中的一个可怜的阁楼上。他的祖先原是弗兰德斯人，他的父亲是个既聪明又酗酒成性的男高音，他的母亲，一位厨师的女儿，是个家庭主妇，与一个仆人的第一次婚烟后丧夫。
　　由于缺少家庭温暖，贝多芬的童年非常严酷，这点上，莫扎特要幸运得多，从一开始，命运对贝多芬就像是一场凄惨而粗暴的战争。他的父亲想挖掘他的音乐天赋并把他当成小天才向人昭示，四岁时，父亲就逼他长时地练琴，并把他关起来，弄得他劳累过度，他几乎对艺术要永远厌恶了，也许必须用暴力来让贝多芬学音乐，他的少年时代被物质所困、为生存担忧，并过早地踏上了工作。11岁时，他就成为剧院的管乐队成员之一；13岁时，他担任了管风琴演奏师，1787年，他失去了他挚爱的母亲，“我最好的朋友，她对我如此好，如此值得爱戴！哦！当我呼唤着母亲那亲切的名字，而她又能听到时，还有谁比我更幸福？”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相信自己也患上了同样的病；他已经痛苦不已，而在他的病痛之上又加了层忧郁，这比病痛本身更残酷；十七岁时，他就成了一家之主，负责两个弟弟的教育，他为不得不提出让父亲退职而感到羞愧，后者因酗酒而无法管理家庭：父亲的年金因而由儿子接管以防被挥霍掉，这些伤心事给贝多芬的身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中找到了好心的帮助，这个对他一生都亲密如故的家庭是卜鲁宁一家，温柔的“罗珊”，即埃丽诺·德·卜鲁宁，比贝多芬小两岁，他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是贝多芬童年的伙伴；并且也许他们之间有着更亲近的感情，埃丽诺后来嫁给了威格勒医生，后者成了贝多芬最好的朋友之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维系着稳定的友谊，这从威格勒和埃丽诺热情洋溢的信中以及忠实的老朋友给好心的威格勒的信里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三人的友谊更加令人感动，心一如年轻时那样炽热。
　　尽管童年是不幸的，但贝多芬一直对它、对那些童年时代徜徉过的地方保留着一份温柔而忧郁的记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在维也纳几乎度过了一生，然而在这个聊无生趣的城市和它那可怜巴巴的郊外，他从未忘记过莱茵河畔的山谷，庄严而慈父般的大河，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莱茵河”，它是如此生动，事实上几乎具有人性，就像有思想又力大无比的巨人，没有哪处比可爱的波恩更美丽、更宏伟、更亲切，河水抚慰着绿树成荫、花开遍地的小坡，在那儿，贝多芬度过了生命最初的二十年；在那儿，他的青春之梦滋生了出来——这些草地懒洋洋浮在水面上，迷雾蒙住的杨树、灌木丛、柳树和果树，将它们的树根浸润到无声急流的河水中，——沿岸伸展开的是村庄、教堂、甚至还有墓地，——天边，青翠的座座山峦在空中显露出山雨欲来的样子，依山而起的是荒废的古堡稀疏而古怪的身影，这景象，贝多芬始终依恋如故；直到临终一刻，他还梦想着能够重见它，然而却永远无法实现“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地方，就像我离开一样清晰可见地在我眼前。”

　　革命爆发了，她开始席卷整个欧洲，她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报名入学；他参加了著名教授欧洛格·施耐德的德国文学课，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下莱茵区的检察官，当波恩的人们获悉巴士底狱被攻占时，施耐德在讲台上念了首激昂的革命诗，激起了学生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在订购者中，有贝多芬和卜鲁宁一家。
　　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了波恩，就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在路上他遇到了反对法国的队伍，这无疑又激起了他的爱国之情。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德雷伯格的战争诗改编成乐曲：一部是《离别颂》，一部是合唱《我们伟大的德国人民》，然而歌颂革命的敌人是徒劳的：革命征服了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与法国关系紧张，但是贝多芬与一些法国人过往甚密，其中有大使，有刚到维也纳的贝尔多将军，与他们的交谈更坚定了见多芬的共和国之情，这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又有了更强烈的发展。
　　从斯坦豪斯当时给他画的一张肖像中可以很好地看到他那时的样子，在贝多芬后来的肖像中，在加里画的拿破仑肖像以及拿破仑的其它肖像中，都有这么多个豪放而自傲的形象。贝多芬看上去比实际上年龄小，系着高领带显得瘦弱、直率、生硬，目光挑衅和紧张，他知道自己的需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中写道：“鼓起勇气！不管身体多么衰弱，我的才华将胜利……二十五岁！就这么来了！而我……必须就在这一年，要重新站起来！”伯纳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非常自负，态度粗鲁令人不快，说话带着浓重的外省口音，然而只有他的挚友们知道他这般高傲的笨拙中埋藏着的美好的善意，在信中告诉威格勒自己取得的成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比如，我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而我的钱袋又不足以让我去救助：我只要坐到书桌边；然后就一小会儿，我便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你瞧这样多棒。”而后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可以为穷人的利益作贡献。”
　　然而痛苦已经敲响了他的大门；痛苦一旦附身于他，就再没离开过。 1796年至1800年间，耳疾开始摧毁他，耳鸣昼夜不断；钻心的疼痛使他日渐衰弱，他的听力一点点地退化，好几年里，他不向任何人透露，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他避开社交圈子，为了不使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到1801年时，他再也不能默不承认了；他失望地将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位朋友：威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我亲爱的，我善良的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经常陪伴我！因为你的贝多芬实在是太不幸了，要知道我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已经大大衰退，当你还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了症状，我一直隐瞒着；从那时起，情况越来越糟……会恢复吗？我当然希望会；但很困难，因为这类病是最难治的，我不得不悲惨的生活着，回避所有美好的事物，而且在一群如此可怜又自私的人中间……可悲的放弃，我不得不躲避？我确实对自己说过要超越一切不幸；但又怎么能够呢？……”
　　给威格勒的信中他又写道：“……我过着悲惨的生活，近两年来，我避免所有的社交活动，因为我不能告诉别人：我耳聋了，如果我从事的是其它职业，也许还有可能；但对于我现在的职业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情况，我的那些敌人们会怎么说，而且他们的人数还真不少！……在剧院里我得与乐队凑得很近才能理解演员们在说些什么，我如果离得稍远一点，就听不到高音和说话声……当有人轻声说话时，我听得很吃力；另一方面，当有人叫喊时，我简直难以忍受……常常，我诅咒我的存在……上天要我顺从，我要，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我要与我的命运抗争；然而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怕的造物……躲避！多么可悲的逃避！然而我只有这样！”
　　这悲痛在他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悲怆奏鸣曲》，作品13号（1799年），尤其是在《钢琴第三奏鸣曲》作品10号（1798年）的慢板中。奇怪的是仍有不少作品却见不到丝毫这样的痕迹：如欢乐的《七重奏》（1800年），明快的《第一交响曲》（1800年），都反映出一种年轻的无忧无虑，这无疑是因为灵魂需要时间来习惯痛苦，当需要欢乐而未拥有时，她必须自己创造，如果现实太残酷了，就看一看过去，那些幸福的日子不会稍纵即逝，它们的光辉仍会长久不灭。在维也纳的孤独和不幸中，贝多芬在对家乡的回忆中得到庇护，那时他的思想完全被思乡之情所淹没，从《行板》至《七重奏》的变奏，其主题为莱茵河之歌，《大调交响曲》同样是为莱茵河而作，是一首在梦里微笑的青春诗歌。欢快、懒散；让人感受到对欢乐的向往和期待，然而在某些段落、在序曲中、在某些昏暗的低音中、在变幻的诙谐曲中，人们还激动地发现了这位年轻人身上那未来天才的眼光，这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神圣家族》中的目光，是那个小孩子预示着即将来临的悲剧的目光。

贝多芬的思想

关于音乐

　　没有什么规定是不能打破的。
　　音乐应该让人类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
　　音乐是智慧和哲理的最高表现……理解我音乐内涵的人将摆脱困扰着他人的不幸。
　　没有比接近音乐的神圣并将它的光辉传播给人类更美好的事了。
　　我为什么要作曲？——在我内心的东西必须将它释放出来，这就是我作曲的原因。
　　信不信当灵感向我说话时我想到的是一把圣琴，我把它的口授听写下来？
　　根据我一贯的作曲方式，即使是写器乐曲，我眼前总有一个整体。
　　脱离钢琴作曲是需要的……渐渐地就有了准确表达我们愿望和感受的能力，这对崇高的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描绘专属于绘画，诗歌在这方面与音乐相比也有优势，不像我的音乐那样受到限制；但是，我的音乐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而它们却轻易不能到达我的帝国。
　　自由和进步是艺术的目标，就如同整个生命的目标，如果我们这些现代人不像我们的祖辈那样坚定的话，文明的精粹在许多方面就得不到发扬。
　　我没有校改曲子的习惯（一旦完成后），我从来不这样做，因为我深信即便是部分的改动也会令作品变质。
　　纯正的教堂音乐应该只由人声来演绎，除了《格洛丽亚》或其它此类作品，这就是我为什么偏爱《帕莱斯特里亚》；但是如果不把握宗教的思想和观点而以此来限制则是荒谬的。
　　当您的学生坐在钢琴边，指法标准、节拍到位，相当准确地演绎每个音符时，您只要注意演奏风格就可以了，不要在他犯点小错误的时候打断他，到演奏结束后再提醒他。——这是培养音乐家的方法，无论如何音乐艺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也在此……对一些（技艺要求甚高的）段落，让他逐步运用所有的手指——毫无疑问，如果动用更少的手指，能获精湛的演奏效果，如同人们所说的“像珍珠般完美”；但有时候人们更喜欢其它东西。（“贝多芬的演奏，就一个钢琴家来说，是不正确的，并且他的指法运用也往往是错误的；音色的质量被他忽略，但是有谁会想到以器乐演奏去批判他呢？人们被他的思想深深吸引，似乎他的手正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将他的想法表达出来。”）
　　在过去的那些音乐家中，只有亨德尔和巴赫是有天赋的。
　　我的心深深地为巴赫，这位和谐之父那崇高而伟大的艺术所震动。我过去一直是莫扎特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我现在和将来仍将是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认为您的作品在所有其它剧作之上，每当我听到您的新作就心花怒放，并且对它比对我自己的作品还要感兴趣：总之，我倾佩您并热爱您……您将永远是我最敬佩的当代人，如果您能给我写几行字、给予我莫大的快乐，我将感到宽慰，艺术将所有人汇集在一起，特别是那些真正的艺术家，您或许容我把自己也归于这类人的行列中。

关于评论

　　就有关我作为艺术家的评论，没有人听到说我对此漠不关心。
　　我的想法正如伏尔泰所说“苍蝇的几口叮咬并不能阻止骏马的前进。”
　　这些蠢人，就让他们去诽谤吧，他们的风言风语决不能赋予任何人不朽，更不能抹去那些命定辉煌的人们的不朽。